蚁族是什么意思(蚁族对大学生意味着什么)21-05-30 22: 02南方周末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.76亿。图为2016年春运高峰期间，在广州火车站外公交站台等待进入广场候车区的乘客。(南方周末记者冯飞/图)
2021年5月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，很多研究者感叹流动人口达到3.76亿，这是意料之外的。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花说:“突然间，这个数字变得非常大，学者们起初对这个数据感到困惑。
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是，根据统计局每年公布的1‰人口抽样调查数据，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，流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2.53亿的峰值后，保持了小幅下降的趋势。然而，与2019年的2.36亿相比，3.76亿的流动人口总数几乎“突然增加”了1.4亿。
此后，全国各城市陆续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。这些数据表明，一线城市和省会聚集人口较多，虹吸效应显现。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，如何促进这些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，再次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。
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认为，3.76亿流动人口并不是“突然增加”。原来，竟然有这么多流动人口。这一次，只是被新的普查技术发现了。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。
据统计局介绍，本次普查首次采集信息。此外，它还链接了普查对象的户籍、出生等信息，以供进一步核对。所以这次人口普查的漏检率只有0.05%。
此外，普查期间恰逢，人口流动受限，因此流动人口普查比往年数据采集更为准确。
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研究员刘金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2019年的人口数据是按1‰的抽样数据计算的，抽样调查的误差会极大影响计算数据的准确性。流动人口的调查统计更难操作。曾参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采集。追踪的样本区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大，近几年完全更新，“找不到原人”。
关于抽样误差，统计局在官网回答网友提问时提到，某些年份抽样调查的高遗漏率会导致总体估计人口出现一定的偏差，这些偏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。“我们不应该直接将2019年公布的原始总人口与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来计算年度变化，其他数据如人口年龄结构也属于这种情况”。
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乔在5月16日的网络讲座中分析，统计局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，这意味着此前的人口数据将被“清零”，修改后将再次发布。
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建议，应该从更长的增长趋势进行分析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数量为2.21亿，因此2010-2020年十年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8.3%。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%和14%。相比之下，8.3%的增速就没那么突出了。
他提到了之前研究流动人口的一个插曲。2015年，我国流动人口较2014年减少568万人，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下降。当时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热议:流动人口规模是否面临拐点？是宏观政策引导农民工返乡，附近当地城市化明显？
人民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时任讲师卢立丹、教授段等学者在建立模型研究后认为，2015年的暂时性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，这是“比较偶然的”。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同样明显的是，它(流动人口的规模)还会继续增长”。
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，流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7‰，即每1000人中有7人在流动。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流动。
段认为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流动人口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，说明我们从“农村”走向了“流动”，这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得到了再次印证。之所以强调这种变化，是因为过去社会的流动性不高，社会治理、制度安排、文化建设都是静态的。“现在我们必须从根源上适应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，”段说。
1982-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。
“流动人口”构成复杂，不同阶段呈现的问题非常多样。
20世纪50年代，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管理，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被称为“盲目流动”。
1978年左右，出现了一波人口流动。乔曾就此写过一篇论文。他认为，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客观需要。当时因为“家庭承包制”，全国粮食短缺的局面被扭转，农村劳动力资源吃不消，需要向非农领域转移。
当时“流动”面临的障碍主要是城市的吃住严格按户籍供应，农村人没有城市户籍无法生存。
据乔分析，1994年，人口流动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——全国各地取消了粮票、粮票等定量供给制度。“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食物和副食品，可以住在任何地方，所以可以进入城市。”因此，1995年以后，全国又出现了一波人口流动，人口进入城镇的速度大大加快。
在2000-2010年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，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往往被划等号。段认为，早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。流动人口与农民工挂钩有一定道理，但本质上并非如此。
农民工主要有两种形式。一是地方城镇化，农民从田间地头出来，不再干农活，而是到乡镇企业工作，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存在，被称为“离家出走”；第二类是农民工，即“离家出走”，这类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范畴。
自2000年以来，城乡(即农村到城市)流动人口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，而城市(即城市到城市)流动人口不断增加，尤其是2010年前后，其比例从2000年的20.8%上升到2015年的37.9%。
“流动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”段说，这意味着需要调整过去适应城乡流动的政策。比如过去说主要在农村的“留守儿童”，现在可能也会出现在城镇。
杨菊花着眼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层，将常住城市人口从核心到外围分为四类:本地市民、本地农民、城乡流动人口和城乡流动人口。从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区别来看，跨省流动面临更多的障碍，比如社会保障的连续性、孩子高考分省的问题等等。
还有一些特殊的流动人口群体。2010年前后，学者连思用“蚁族”一词来概括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”。他们大多在22-29岁之间，平均年龄在毕业五年以内，住在城市的农村。“虽然(流动人口)的规模很大，但他们的需求非常复杂，大学生、农民工和白领的需求都有很大不同，”刘金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道。
此外，流动人口的空分布也在不断变化。
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近十年来，东部地区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.15个百分点，而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缓慢，甚至部分城市出现负增长。段认为，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仍在不断向东部集中，“我们的老百姓还在用脚投票”。
2021年5月15日，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。此后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、宁波等地相继发布了人口普查数据。其中，广东省的人口数据尤为引人注目。
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将达到12601.25万人，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2000多万人。段强调，这一数据的背景是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较慢，主要是通过人口迁移和流动实现的。
近十年来，广东省外净迁出人口达312.02万人，流动人口增加1775万人。广东省统计局杨解释，原因之一是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崛起，使得人口的虹吸效应更加突出。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，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。
“(广东)受益匪浅，”段分析道。只有人口老龄化的数据才能清楚说明这一点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杨介绍，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7%，2013年进入老龄化社会。但由于外省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，广东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慢于全国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全国4.92个百分点。
段进一步指出，在流动人口占70.84%的深圳，老龄化进程更加放缓。深圳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仅占3.22%，劳动年龄人口占79.53%。
“亿万劳动人民参与流动，从而促进了我市经济发展。当我们收获这种红利时，我们也应该产生相应的结果，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，至少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。”段认为这“没什么难的”，这主要取决于市里对此的认识。从目前的人口数据来看，人口流入地不仅得益于过去的流动人口，未来发展更快。
杨菊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在当前城市间流动的趋势下，流动人口是流出地受过高等教育、身体较好的一群人。作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，它们促进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。对于保留地来说，更好的智力资源流失了。
公益组织“新公民计划”从2007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。据其总干事魏家瑜介绍，近年来，常住人口周边城市提供的公共资源不断增加，但问题是如何赶上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。
以最稀缺的教育资源为例，魏家瑜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，发现随其在全国流动的孩子小学毕业生和初中入学人数持续增加，说明学位资源在不断增加。然而，与2014年的数据相比，流动儿童入学的初中生人数比小学毕业生多了近14万人。2015年，这种差异开始逐年减小。到2019年，初中入学人数少于小学毕业生，这一差距为-13万。
也就是说，由于初中名额的供给跟不上流动儿童的增加，越来越多跟随他们的孩子小学毕业后被迫返乡。
“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，流动人口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，但还不够。”段认为，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日益增强，从原来的单一劳动力流动向核心家庭(夫妻和子女)共同流动，城市要为流动人口家庭建设政策服务。
段提出了顺势而为的想法。此前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吸引农民工返乡或就近落户，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好。“现在看来，在流入城市就地提供公共服务，让流动儿童随父母外出上学，是比较有效的措施。”
魏佳瑜观察到，一些城市已经采取行动。比如外来人口占很大比例的深圳，计划增加近百万个基础教育学位。
2020年12月，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发布通知，明确深圳计划到2025年新增74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和14.5万个幼儿园学位，而在此之前，深圳曾计划建设9.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。
结果，深圳仅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，是“十三五”期间总数的3倍，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总规模接近翻番，有望有效缓解学位供需矛盾。
相反，魏嘉瑜还看到，一些人口流入量较大的城市，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对外通报中并没有提到“流动人口”。他认为，这样的“忽视”说明该市对流动人口的态度不明确，没有制定好应对方案。
对于学者来说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公布和挖掘。“目前，它只提供了(整个数据的)一面，”王广州说。
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将陆续编辑出版更详细的普查汇总数据，还将提供脱敏的普查微观数据，供相关研究机构、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研究。
杨菊花说:“我们将分析各种结构性因素，比如城乡流动和城乡流动比例。更简单地说，“他们从哪里来，又去了哪里？他们在流入地做什么？我们能实现家庭团聚吗？你在流入地住了多久？”
她曾在论文中写道，“30年来，社会特别是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态度一直在变化，从最初把他们当作‘盲人’，到把他们当作劳动者，再到把他们当作有家有户的‘人’，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刘怡娴南方周末实习生董哲民